马来西亚槟城天气预报30天_马来西亚槟城天气预报

1.英雄逝世－霍英东

2.今天是阴历7月15鬼节

3.霍英东的资料

英雄逝世－霍英东

霍英东一生

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零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夫，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东沙岛冒险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以上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购买。楼宇按揭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

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挖海沙到承包工程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

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

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把目光转向大陆

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102镑。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60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300场，连续10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43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100万港元以上，他也乐于支付。同时，他十分爱护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2年至17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70年代霍英东的爱国心就倾注于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

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经已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取。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通过这唯一途径，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动议

今天是阴历7月15鬼节

中元节俗称鬼节,盂兰盆节.它是在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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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

清代文人王凯泰的诗《中元节有感》便描写了福建一带过中元节的习俗。

中元节有感

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盂兰古意存。

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

农历七月十五这天，同是佛道两家总结批评的日子，两家都相应的考籍讲评活动；不同的是，道家的考察、汇报指向民众，即校籍辰。佛家的总结讲评则在内部进行。不管是对外的校籍辰还是内部的批评会，都说明佛道两家对七月十五日的重视。或者说明这个日子在佛道节日中的重要。再加上民间的所谓鬼节，这个时日更显得多彩多姿。校籍辰和自恣日仅只是这个时节俗活动中极小的一部分，此外尚有祭祖荐新、放灯照冥、盂兰盆会等在一年中也属重要的节俗活动。

盂兰盆会是佛教岁节仪规中重要的仪式，例在每年有七月十五举行，因此中元节也有“盂兰盆节”之称。

尽管经过千余年主动的顺俗和被动的归化，佛教的踪影还是清晰地留在一般民众的中元节俗活动中。首先是那名目。盂兰是梵语的音译，是“倒悬”意思，盂兰与盆合起来是救器，即“救倒悬器”；另外，盂兰盆也可以解释为“救倒悬盆”，突出它“安放百家味饭食”的特点。

清代诗人庞垲的《长安杂兴效竹枝体》一诗形象描绘了中元夜儿童持荷叶灯结伴游乐的情景。

长安杂兴效竹枝体

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元月上九衢明。

小儿竞把青荷叶，万点银花散火城。

照佛门的盂兰盆会仪规来看，放河灯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节目，并不显得多么要紧。而在民间的中元节俗活动中，放灯则是比较重要的。

河灯也叫“荷花灯”，河灯一般是在底座上放灯盏或蜡烛，中元夜放在江河湖海之中，任其漂泛。放河灯的目的，是普渡水中的落水鬼和其他孤魂野鬼。现代女作家肖红《呼兰河传》中的一段文字，是这种习俗的最好注脚：“七月十五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托生，缠绵在地狱里非常苦，想托生，又找不着路。这一天若是有个死鬼托着一盏河灯，就得托生”。大概从阴间到阳间的这一条路，非常黑，若没有灯是看不见路的。所以放灯这件事是件善事。可见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对着那已死的冤魂怨鬼还没有忘记。

中元节

俗称鬼节。民间传统节日。时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也有在七月十四日的。这天，家家祭祀祖先，有些还要举行家宴，供奉时行礼如仪。酹酒三巡，表示祖先宴毕，合家再团坐，共进节日晚餐。断黑之后，携带炮竹、纸钱、香烛，找一块僻静的河畔或塘边平地，用石灰撒一圆圈，表示禁区。再在圈内泼些水饭，烧些纸钱，鸣放鞭炮，恭送祖先上路，回转“阴曹地府”。过去，民间在七月初七就要通过一定仪式接先人鬼魂回家，每日晨、午、昏，供3次茶饭，直到七月十五日送回为止。现在，逐渐剔除迷信色彩，保留祭奠形式，作为对祖先的缅怀和纪念。

中元节

中元节，定於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传说该日地府放出全部鬼魂，民间普遍进行祭祀鬼魂的活动。凡有新丧的人家，例要上新坟，而一般在地方上都要祭孤魂野鬼，所以，它整个儿是以祀鬼为中心的节日，系中国民间最大的鬼节。

七月原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祀祖，用新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说：「中元前一日，即买练叶（一种植物的叶子，有香气），享祀时铺衬桌面，又买麻谷巢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先祖秋成之意。」七月小秋作物成熟，讲究孝道的中国人，例要向先祖报告，并且请老祖宗尝新，所以七月例行祭祀祖先。东汉时道教定下三会五腊日，其中七月七日为道德腊，又是中会即固定的道民到治所接受考校的日子。五腊日主要的内容是祭祀先祖。七月的这一祭祖日期后来随著道教将中元地官的生日和相应祭祀日期定於七月十五日，而固定於这一天。

道教的中元节既是道教的宗教节日，也成为民俗节日。道教初起时有三官崇拜。正一盟威道信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以后称之为三官大帝。他们各有责司，天官为上元赐福，地官为中元赦罪，水官则称下元解厄。道书中说，凡是这三天，三官都要检校人间功罪以定赏罚。其中地官所管为地府，当然所检的重点是诸路鬼众了。所以这一天，众鬼都要出离冥界，接受考校。道门中於这一天例行设醮为地官庆贺诞辰，同时信众也出资设斋为祖先求冥福，请地官赦免罪过，早升天堂。这是中元节成为民俗节日的主要原因。

七月十五日又是佛教盂兰盆节。「盂兰盆」乃梵语音译，原义是解倒悬，传说佛的徒弟目健连，苦於其母生前作恶，被罚下地狱深处，无由解脱，去问佛有什麽解救法门，佛告诉他，於僧徒解制日（在中国是七月十五）斋僧，可救鬼魂脱离地狱之苦。依佛教仪轨，四月中开始坐夏，即入寺院清修，日间不准外出，七月十五日结束，叫做解制日，可以出来接受信众布施，所以有此一说。中国佛教徒为之造出《盂兰盆经》宣扬其事，后来形成设斛食祭鬼的习俗。这样一来，中元节的特点，是道佛两教之义相融，例行中元祭祖、祀孤魂、超度亡灵、设食祭鬼的活动，在民间成为最大的「鬼节」。

中元的民俗活动，围绕著祭祖、祭野鬼，有城隍出巡祭厉（横死鬼魂），道观和佛寺举办普度法会，超度亡灵，民间则多上新坟。随著华人来到东南亚等地区，也将中元节的风俗带到那些地方。马来西亚槟城的中元活动具有很广的群众基础，远近闻名。刘仲宇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民间习俗，七月十五上坟扫墓，祭把祖先。有的人家在门前或街道巷口焚烧纸钱。旧社会在这天，城内有人把城隍庙寝宫的木架城隍爷抬到暑三日，这叫“城隍出行”。人们在行宫过庙会，搭台吕戏。当时行宫设在现东：角，地名叫贺家园子。

中元节

七月歌台

在华人民间的传统习俗里，中元节是个重大的祭祀祖先，普度众生的日子，家家户户必大事庆祝一番。

每逢农历七月，我国的华族必定会隆重举行“庆赞中元”，全国各地，无论是商业区或是组屋区，都可以看到庆中元的红色招纸，张灯结、设坛、酬神。寺庙也分别建醮，街头巷尾上演地方戏曲或歌台助兴，呈现一幅热闹非凡的景象。

中元节的“普度”仪式，因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可分为几类，如街普（也称弘普）、市普、庙普（或称公普）等等。所谓街普，指的是以街坊为主的普度；市普是以市场为主的普度；庙普就是庙宇所主持的普度。

庆祝中元十分普遍

在本地，街普多以一座组屋，或街道为中元节普度单位；市普以巴刹、小贩中心、购物中心、商店为主体；至于庙宇，不庸致疑。

在我国是普遍流行，除此之外，本地的工厂和工业大厦，一般都有普度组织。

近年来，由于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庆祝中元也十分普遍，排场也十分讲究，一些民间组织或公司的中元会也纷纷成立，从这种趋势来看，这个华人传统习俗，在本地是一年盛似一年。

在新加坡，一般的市普、街普都会拜祭大烛大香，一排一排的排开去，有的高十几二十英尺，很是壮观。

在祭棚内，还请糊纸店糊一尊身长丈六，或丈二的普度公，青脸獠牙，异常怕人，放在布棚里供奉，面前烧三条大香，两条大烛，祭礼的方式或荤或素，愈多愈妙，有烧猪、鸡、鸭、白米包、水果、罐头、糖、油、盐、素食品等家禽肉食类，干粮杂果、素食斋品等，全都奉上，而且都插上三角的五色旗和香，色彩缤纷一片。

至于庙普又有的不同，庙普内设有祭坛，中央挂着“盂兰盆会”或“三宫大帝”的大镜子一面，至于神桌上，则置有三个斗灯、神像、香炉。斗灯内盛有白米、古铜镜、古剑、小秤、剪刀、尺、凉伞及点燃的煤油灯，古人相信这样可避邪。

祭坛前的长桌上，则供奉牲醴，及用面粉为材料，捏造成飞禽走兽、鱼蟹水族类及其他供应品，极尽丰盛之能事。

投标福物花样繁多

除了祭品外，这些地方性组织的普度会上，还少不了福物，福物有的是中元会组织的会员及热心人士的捐赠，花样繁多，有神像、俗称“乌金”的火炭、米桶、扑满元宝、大**、发糕、酒、电器用具、儿童玩具，应有尽有。

拜祭过后，免不了的便是进行精的投标福物了，这也是本地中元普度的特色之一。

投标时多由炉主出马，声似洪钟地把出标人的价钱喊出，总听见宴席间，这里、那里、一时高喊出价标福物的声音，比起彼落，好不热闹，而出价者也十分阔气，因为一般人相信，“标”一件东西可带来一些财气，所以大家十分慷慨开价，尤其是商界人士。

通常中元会的负责委员，都会把这笔开标的可观款项，拿来充为慈善基金，或会员的基金，同时，也可为下一年的中元会活动，做好准备金，如请歌台或地方戏曲助兴。

中 元 节

中国岁时节令有所谓“三元”，指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和十月十五下元。

除了中元和盂兰盆节之外，民间还称七月十五为鬼节，与清明、十月一合为三鬼节。民间的鬼节与佛教的中元节、盂兰盆节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就这样，僧、道、俗三流合一，构成了农历七月十五丰富的节俗活动。

清代文人王凯泰的诗《中元节有感》便描写了福建一带过中元节的习俗。

中元节有感

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盂兰古意存。

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

农历七月十五这天，同是佛道两家总结批评的日子，两家都相应的考籍讲评活动；不同的是，道家的考察、汇报指向民众，即校籍辰。佛家的总结讲评则在内部进行。不管是对外的校籍辰还是内部的批评会，都说明佛道两家对七月十五日的重视。或者说明这个日子在佛道节日中的重要。再加上民间的所谓鬼节，这个时日更显得多彩多姿。校籍辰和自恣日仅只是这个时节俗活动中极小的一部分，此外尚有祭祖荐新、放灯照冥、盂兰盆会等在一年中也属重要的节俗活动。盂兰盆会是佛教岁节仪规中重要的仪式，例在每年有七月十五举行，因此中元节也有“盂兰盆节”之称。

尽管经过千余年主动的顺俗和被动的归化，佛教的踪影还是清晰地留在一般民众的中元节俗活动中。首先是那名目。盂兰是梵语的音译，是“倒悬”意思，盂兰与盆合起来是救器，即“救倒悬器”；另外，盂兰盆也可以解释为“救倒悬盆”。突出它“安放百家味饭食”的特点。

清代诗人庞垲的《长安杂兴效竹枝体》一诗形象描绘了中元夜儿童持荷叶灯结伴游乐的情景。

长安杂兴效竹枝体

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元月上九衢明。

小儿竞把青荷叶，万点银花散火城。

照佛门的盂兰盆会仪规来看，放河灯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节目，并不显得多么要紧。而在民间的中元节俗活动中，放灯则是比较重要的。

河灯也叫“荷花灯”，河灯一般是在底座上放灯盏或蜡烛，中元夜放在江河湖海之中，任其漂泛。放河灯的目的，是普渡水中的落水鬼和其他孤魂野鬼。现代女作家肖红《呼兰河传》中的一段文字，是这种习俗的最好注脚：“七月十五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托生，缠绵在地狱里非常苦，想托生，又找不着路。这一天若是有个死鬼托着一盏河灯，就得托生。”大概从阴间到阳间的这一条路，非常黑，若没有灯是看不见路的。所以放灯这件事是件善事。可见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对着那已死的冤魂怨鬼还没有忘记。

中 元 节

七月十五日，道教称为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节，民间旧称鬼节。为图吉利，今天山西人民特别是晋北人民又把它改称为面塑节。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中元节的源头，应与我国古代流行的土地祭祖有关。道教盛行后，附会传统，创立了天、地、水三官神祗。据说天官生日在正月十五日，称上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赐福。地官生日在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赦罪。水官生日在十月十五日，称为万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解厄。

与道教相抗衡，佛教确定七月十五日是盂兰盆节。佛教提倡慈悲为善。古印度雨季的三个月里，佛教仪规禁止僧尼外出，说是外出容易伤害草木虫蚁，要求僧尼在寺内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期称为安居期。佛教传到我国以后，根据我国的季节变化，规定安居期为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后来又依据经书产生了“目犍连救母”的佛教传说故事。大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目犍连，看到死去的母亲在地狱里受苦受罪，惨不忍睹。使尽一切办法相救，均告失败，只好求助于佛祖。释迦牟尼解释说，其母生前罪业颇大，非一人之力可救，告诉目犍连要在七月十五日，僧众安居终了之日，备好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借助众僧之力，才可使其母亲解脱苦难。目犍连遵嘱照办，果然凑效。这种佛教活动，被称为盂兰盆会。盂兰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意为倒悬，形容亡人之苦。盆是汉语，指盛放供品的器皿。盂兰盆即指这样的佛教活动，可以解脱先亡人的倒悬之苦。

我国佛教借助儒家传统的“孝亲”礼俗，将七月十五日演化成了宏扬佛法的“孝亲节”。不仅得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可，也受到了官方民间的普遍欢迎，因而对七月十五日的民俗活动影响也最大。

五台山佛教界，在七月十五日要照例举办盂兰盆会，念经超度亡灵。周围一些信教群众要到寺庙摆供、响炮、祈祷，为祖宗赎罪，祝亡人解脱。

在民间，家家要上坟祭奠祖宗。

晋南地区习惯用纸做灯，焚烧于坟前，意喻亡人前程光明。祭奠祖宗的食品喜用包子。如果先人亡故满三年者，儿女们要在这一天脱去孝服，改穿常衣，俗称换孝。

晋北地区上坟祭奠祖宗，喜用馍馍，面粉制作，圆形，中间点一个红点。摆完供，烧完纸，回家时要从地里挽几棵谷子和麻，用绿色纸条缠绕，立置窗前，供奉面人一尊。节后移置房顶，根朝里，谷穗露在外面，称为拣麻谷。民间流行的说法是保佑五谷丰登。然而供奉面人的仪规，分析起来，似乎是早期人殉习俗的遗迹。

七月十五日祭奠亡人，最隆重的要数放河灯了。民家习惯用木板加五色纸，做成各色彩灯，中点蜡烛。有的人家还要在灯上写明亡人的名讳。商行等单位，则习惯做一只五彩水底纸船，称为大法船。传说可将一切亡灵，超渡到理想的彼岸世界。船上要做一人持禅杖，象征目犍连。也有的做成观世音菩萨。入夜，将纸船与纸灯置放河中，让其顺水漂流。人们依据灯的漂浮状况，来判断亡魂是否得救。如果灯在水中打旋，被认为让鬼魂拖住了。如果灯在水中沉没，被认为亡魂得到拯救，已经转生投胎了。如果灯漂得很远或靠岸，被认为亡魂已经到达彼岸世界，位列天国仙班了。总之，一切都是良好的祝愿。

放河灯，尤数黄河里放灯壮观。晋西北的河曲县城，紧临黄河。河道开阔，水流平缓。每到七月十五日夜晚，全城男女老少齐集黄河岸边的戏台前广场，竞观河灯。各色彩灯顺水漂移，小孩子紧盯着自家的灯能漂多远。老太婆嘴里念念叨叨，不断祈祷。今天的放河灯，已经成为欢乐的活动项目了。

七月十五日，民间还盛行祭祀土地和庄稼。将供品撒进田地。烧纸以后，再用剪成碎条的五色纸，缠绕在农作物的穗子上。传说可以避免冰雹袭击，获得大秋丰收。一些地方同时还要到后土庙进行祭祀。定襄县民俗将麻、谷悬挂门首。

七月十五日节前，民间妇女盛行面塑活动，晋北地区最烈。一家蒸花馍，四邻来帮忙。首先根据家庭实有人数（包括出嫁的女儿及女婿、外孙，另过的儿子及媳妇、孙子等等），给每个人先捏一个大花馍。送给小辈的花馍要捏成平型，称为面羊，取意羊羔吃奶双膝下跪，希望小辈不要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送给老辈的花馍要捏成人型，称为面人，意喻儿孙满堂，福寿双全；送给平辈的花馍，要捏成鱼型，称为面鱼，意喻连年有余。现在已经不那么严格讲究了，完全依据主人的情趣，羊、虎、牛、鱼、兔、人各种造型的馍都有。人均一兽的花馍捏完以后，还要再捏许多瓜、果、桃、李、莲、菊、梅等造型的花馍，点缀以花、鸟、蝴蝶、蜻蜒、松鼠。个头较前要小，做为走亲戚，看朋友的礼品。这些面塑蒸熟以后，再经过五色着彩，看上去栩栩如生，每一件都可以称为绝佳的手工艺品。七月十五看面塑，已经成了农家妇女一展灵巧手艺的节目了。

中元节与酒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我国古代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道教出现以后，所祀奉之神有天官、地官、水官、并将“三元”与“三官”相配，说上元天官生日为正月十五日，中元地官为七月十五日，下元水官为十月十五日。所以道都七月十五日要设坛醮祭。道教和佛教，在这天的活动，都是具体的规定和做法。民间的祭奠，则相对较自由，供品唯恐不够先人和孤魂野鬼享用，那些供品。由是形成了民间的节日。北齐的时《颜氏家训》，南朝时的《荆楚岁时记》，宋时的《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清时的《帝京岁时纪胜》等等书籍中都提到了中元节、盂兰盆节。有的书中说，中元节前几天，市面上就有卖冥器的，卖时鲜瓜果的，卖油饼馅饼乳饼丰糕的，色彩斑斓，叫卖声不绝于耳。还有在水面上放灯的习俗，意为招水中孤鬼来享祭。儿童们玩着纸扎的荷花灯，大的有七八尺，引人注目。到城外去祭墓的，络绎不绝，较之清明节尤胜。

中元节

我是知道有中元节的，在文学作品中看过，以为那是流行于黄河流域的民俗，别的地方或许也有这种习俗，但想来总不如黄河流经的地方来得地道。在我的感觉中那天的夜晚总应是雾蒙蒙的，在朦胧中各家的祭祖饭在烛光和香火的映照下显得十分诱人，在迷雾中孩子们的河灯在沉没之前也消失了，驶向天国。成人们在干什麽作品中多没有提，我想他们多半是在为祖先和孩子们扎河灯然后为他们做饭，这是一种圆融的场面，鬼节应该是个快乐的节日。

真正了解到中元节习俗是到新加坡以后的事，当然我所了解的不过是新加坡的中元节，一个与河灯毫无关系的中元节。

元节在新加坡的俗称叫鬼节，规范来说中元节应该是阴历的七月十五，因为阴历七月十五是岁时节令的中元，所以这一天的节日叫中元节。因佛教的盂兰盆会也是在阴历七月十五举行，一些地方又把这一天叫“盂兰盆节”。佛家对七月十五非常重视，在那一天要举行很多活动，"放灯照冥”就是起中的一个小仪式，这一仪式传到民间变成神秘而浪漫的放河灯。放河灯的目的尽管众说纷纭，但总是与鬼魂有些联系，如肖红在“乎兰河传”一文里提到的’七月十五是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托生，缠绵在地狱里非常苦，想托生又找不到路！这一天若是有个死鬼脱着一盏河灯，就得脱生’

同佛家的’放灯照冥‘被百姓根据自己纯朴的愿望吸收改良为民间的放河灯一样，中元节跨越了冥界与国界，来到新加坡，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加坡的中元节你找不到河灯的影子，庆赞中元的时间也从阴历七月十五一天扩大为阴历七月的一整月。这一个月人们尽量不动土，不置业，也尽量不出游，这一个月的飞机票也是全年低的，一些不信邪的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出国游玩。当然信邪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新加坡的阴历七月正是酷暑季节，但不管天气多热，泳池里的人总是稀稀落落的，人们在这一个月里会加多一两件金饰来避邪，他们也会注意说话，尽量避免说出不吉利的字眼来。小孩子尤其惨，据说小孩子的眼睛特别灵，可以看到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为了不让小孩受到惊吓，很多父母在七点一过就把小孩关在家里。

新加坡人相信阴历七月一日是鬼门大开的日子，在以后的一个月里鬼魂可以自由出入阴阳两界，在这一天后半晌儿的时候，信的人家会在自家门前的草地上插两根蜡烛，在蜡烛的旁边再插上三七二十一根香，把事先准备好的阴币，佛咒、糖茶之类的供化放在蜡烛的前面，然后点烛焚香拜三拜，祭拜完毕就拿了阴币，佛咒到焚烧桶去烧。这焚烧桶就是汽油桶把顶盖去掉，再在侧面打几个洞做成的，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鲜玩艺儿。焚烧桶的出现是因为认为向以前那样在自家插的蜡烛前直接烧纸太影响卫生又很难清理，于是每年一到七月就会在组屋前摆放些焚烧桶供人们烧纸用。一些人不能认同自家烧的纸同别人家的混在一块儿的观念，他们只好到杂货店买专为自家用的小化纸桶。更多的人好象突然间受不了烧纸的烟熏火燎，特别是初一，十五，二十九这三天，空气中弥漫的是烧纸的味道，天空中飘扬着的是烧纸的灰烬。很多人为此向投诉，只好劝请大家少烧点，说是叫礼轻情意重。有一家公司抓住这个商机，研究出新型焚烧桶让大家试用，据说反应良好，或许明年我们就会用上价值一千五百新币的新型焚烧桶了，听说新产品是箱形，所以应该叫焚烧箱才对。

各家各户庆中元的时候，一些华人公司也会集体庆赞中元。公司庆中元的排场要比小家小户来得大，贡品很多，有整袋整袋的大米，各式各样的罐头，饼干和水果，讲究点的还要画龙点睛地来只金猪。这些贡品都摆在一个木制的台子上，台子前立着几根碗口粗细与人齐高的蜡烛与香。让员工们感到兴奋的是，老板点烛焚香除了要鬼兄弟们保佑生意兴隆外还要向他们求四个吉数来买**。这四个数是全公司共享的，买的时候也有学问，最常见的是顺买，到买和通吃，据说中的机会很大，或许鬼兄弟真的有些灵通吧。

最有气势的中元庆赞要数社区或小贩中心举办的，不但有摆贡品，点烛焚香等祭拜仪式，还有唱歌台与中元节喊标等活动。唱歌台的主要目的是鬼兄弟，据说早期的歌台是唱大戏，现在已改成唱歌，而且多数是流行歌曲。中元节唱歌台的歌手多是不大出名的，因为有出场费所以竞争很激烈，为了吸引人去看，女歌手往往穿着暴露，有几个还剃了光头，男歌手则是长发披肩，紧身裤加网眼衣。尽管歌者用尽法宝，看歌台的人却越来越少，不算前几排留给鬼兄弟的座位，其余的座位也坐不满，人们似乎越来越无法接受这有些粗糙的歌台文化。当然也有一批歌台发烧友努力地唱着反调，这些人多是上了年纪的，他们会每天翻报纸查看歌台信息，跟着歌台跑。不知道有没有鬼魂跟着歌台跑，也不知道从大戏改成流行歌曲他们喜不喜欢，但我觉得歌台的娱鬼成分越来越少，媚人的成分却越来越多了。

除了歌台，另一项值得一提的活动是中元节喊标。喊标是在祭拜仪式结束，中元宴席吃到一半的时候进行的。主办单位会尽量找些演艺界小有名气的人来喊标，他们的喊标多是义务的，主要是做点善事，顺带着也宣传宣传自己。用来喊标的福物多数是被镀成金色的民间流传有好彩头的吉祥物，最常见的是金龙与黄梨，也有匠心独具的，比如腾飞的金马上驮个金黄梨叫‘马上旺来’。福物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投标者投的就是一个好彩头，把福物摆在家里就等于把好彩头带回家里；福物上也多粘上些数，标得福物的人可买**赌赌运气。至于投标所得的钱，一部分用来充当第二年中元庆赞的费用，一部分则捐给仁慈医院等机构，大有人鬼共渡意思。

近年来中元庆赞面对很大问题，首先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一代无法接受这种尽管土气却很有民族风味的文化，中元庆赞后继无人。其次，有些人突然间无法忍受烧纸的烟熏与歌台，喊标的噪音，频频向投诉。似乎也很买这些人的账，在不断改进焚化桶的同时，今年还明令庆赞活动必须比往年提前半个小时于十点半前结束。由于活动提前结束，使歌台发烧友们不能尽兴，投标所得的款项也大大缩水，除去第二年庆赞中元所必须的款项，捐给机构的已所剩无几。这让人有点人不如鬼的感觉，但七月是他们的节日，活人只好退让了。

我在新加坡已渡过五个中元节，开始的时候很好奇，甚至有些恐惧，渐渐地反到喜欢上这个节日，还学着新加坡人的样烧纸祭拜，希望过世的父亲会到新加坡来过这个节。鬼魂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离别，尤其是阴阳之间的离别。

中元节

中元节——农历7月15日 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中元节”。在南方，亦称“鬼节”。然而，相沿至今的中元节却在7月14日。据说在宋朝末年，人们正准备过节的时候，元兵突然入侵，因此只好提前一天祭祀祖先，节日就这样提前了。

节日这天，人们带上祭品，到坟上去祭奠祖先，与清明节上坟相似。在封建时代，地方官府还命令寺庙的和尚道士设孤魂道场，以祭奠阵亡的军士，中元节时，人们要焚烧大量的纸钱。

霍英东的资料

霍英东一生

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零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夫，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东沙岛冒险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以上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购买。楼宇按揭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

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挖海沙到承包工程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

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

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把目光转向大陆

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102镑。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60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300场，连续10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43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100万港元以上，他也乐于支付。同时，他十分爱护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2年至17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70年代霍英东的爱国心就倾注于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

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经已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取。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通过这唯一途径，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动议